美国总统从第一任华盛顿开始，发表就职演说成为惯例。当然，与一切政治家的宣言一样，其中免不了虚词浮藻和自我吹嘘，但是大体上还是表达了当时的主要关注点和政策取向。把美国有史以来４３位总统的就职演讲集结成书，从头读去，美国二百多年的历史发展轨迹就逐步浮现出来。其中既可以看出贯穿始终的，作为美国立国
宪法至高无上的地位
美国建国的独特之处是先有相对独立的各州，然后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联邦。维系一个统一国家的纽带全靠一部宪法。这就确立了宪法在美国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立国之本，也是国家存续的命脉。宪法的制定过程中各方争论激烈，而一旦通过，就神圣不可侵犯。华盛顿的就职演说要言不烦，中心就是要按宪法行事。他坚信这部经过充分讨论，精心制定的宪法能保证维护刚刚建立的自由政府。他预言这样的政府不但会赢得美国人民的拥戴而且将受到全世界尊敬。他所要求于国会的，也是自己许诺执行的，就是根据宪法“坚定不移地”加强“对自由人特有权利的尊重”和促进“对社会和谐的关注”。这两点就是他理解的政府的职责。华盛顿第二任讲话更加简短，只有一句话，就是如果我有违法行为，甘愿受惩处和谴责。他的讲话为历届总统奠定了基础。二百多年来，无论是哪一任总统，不论其具体政策如何，首先都要强调忠于宪法。
保证人民的基本自由权利
在宪法框架下施政的侧重点在不同形势之下有所不同，而永恒不变的是保证人民的基本自由权利。每位总统都以不同的语言表达这一原则，其中针对性较强，意义比较重大的有以下几人的讲话：
第三任杰斐逊总统是美国开国元勋中的思想家，对丰富和发扬美国的民主自由理论有很大贡献。他的两次就职演说都对自由的原则有较详细的阐述，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新闻自由。杰斐逊在许多著述中倡导新闻自由不余遗力，并把它视为民主的基石。但是他上台时面临政敌利用报纸对他大肆攻击和诽谤，无所不用其极，使他的工作备受干扰，精神很痛苦。应该如何对待？这是对他的信仰的严峻考验。当时有些州现存的法律是可以用来以诽谤罪对报纸加以惩罚的。但是他决心不这样做，仍然坚持“公平而充分地进行实验……不倚仗权势的自由讨论是否就不足以传播和捍卫真理？”在他第一任内进行了这一实验，在第二任内宣称这一实验已经做过，结果证明“真理与理性已经守住阵地以对抗错误的意见和事实，那么受制于真理的新闻界也就不需要其他法律约束。”杰斐逊作为总统，在被新闻界的诽谤攻击困扰中坚持住了新闻自由的原则，没有“叶公好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作为美国立国初期的奠基者之一，其意义怎样强调也不为过。这对美国以后的发展有深远影响，而且，正如他所说，对这个世界来说也有意义。
哈里森总统（１８４１）是到那时为止最具改革思想的总统。他在位时间最短（只有３２天），而就职演说是最长的之一。这篇演说对美国宪法和民主制度做了最详尽的阐释，也是针对时弊的一个总结。其中有不少警句。他主要强调两个方面，一是保护个人的自由权，一是限制政府权力。他也提出“新闻自由是个人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堡垒”，“控制新闻舆论是最卑鄙的手段。”在限制政府权力方面，他详细而具体地规定了分立的三个部门各自的权限，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一是反对总统连任，因为“最容易孳生权欲的，莫过于长期身居高位的人”；二是不允许行政官员成为总统的驯服工具；三是总统不应有财权，主张财政部独立于行政机构之外。针对当时党派斗争的弊病，提出“不宽容的党派主义是自由精神之大敌。”他认为只有制度不够，还要大力培养自由精神，指出历史上充满了以民主之名窃取权力的例子。此外，他注意到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的现象，提出改革金属货币制度。
可惜他壮志未酬身先死，死因正是由于他在寒风中坚持发表长篇演说而得了肺炎。他的许多主张都未能付诸实施。在他以后，美国经过了许多改革，但是他所提出的一些根本问题并未完全解决，对照当前美国的现状，颇能发人深思。这篇演讲不大为人注意，但确实是至今还值得一读的重要文献。
在美国建国的前期，谈自由、人权和民主制度是正面谈，潜在的对立面可能是英国的王权。到二战后冷战期间，从杜鲁门开始，讲自由、民主就是针对“共产主义”，到小布什，则针对地球上一切“专制”政权。重点从内向转为外向。
维护联邦，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由于美国建国的特点，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的权限和利益的分割和调整是一个重要问题。从华盛顿、亚当斯直到林肯，强调联邦的重要，反对地方分裂始终是总统讲话重点之一。每一个时期有不同的针对性。在最初阶段，各州还不习惯于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因此，华盛顿在演说中诉诸代表们的高尚品质，相信“任何地方偏见和地方感情，任何意见分歧或党派对立，都不会使我们偏离全局观点和公平观点。”随着逐步拓展新边疆和新的移民不断增加，新加入的州与联邦政府的关系、新移民的教育和融入问题，以及新加入州的蓄奴问题与南方各州的矛盾都日益突出，所以仍然需要不断重复美国的基本信仰和自由制度，强调联邦的重要性。
到后来，蓄奴问题日益尖锐，潜伏着分裂的危机。在这个问题上几任总统都是强调维持联邦的重要性而对奴隶制采取妥协的态度，直到南北战争前夕的布坎南总统仍然反对取消奴隶制，保证维护蓄奴州的权利。
林肯的名字是以维持国家的统一和解放黑奴载入史册的。其实，林肯一开始只关心维护国家完整，避免内战。他在第一次演讲中反复说明的就是反对分裂，并保证政府不首先使用武力。在奴隶问题上他不但承认南方蓄奴州保持奴隶制的权利，还支持引渡逃亡奴隶，并认为这是合乎宪法的。他甚至表示接受国会通过的修宪：“联邦政府永远不得干涉各州的内部制度，包括对应服劳役者规定的制度”（也就是不得干涉奴隶制），不反对其成为永久的，不可撤销的规定。
所以，内战是南方分裂主义者挑起的。他们不但要维护在该地区已经存在的奴隶制，而且要加以扩大。另一方面，支持黑奴解放和反对奴隶制的舆论和运动也日益强大。林肯夹在这两股势力中间，妥协不成，被迫接受内战，解放黑奴的宣言是在战争爆发后第二年发表的。在林肯的第二任演说中，他说谁也没有预料冲突的根源（奴隶制）会随着冲突本身而消除，甚至提前消除，这是天意。
南北战争以后，联邦已经巩固，这个问题不再是总统讲话的议题，最多只涉及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在财政、福利、税收等具体分工负担上的调整。
以不断的调整和改革维护美国制度
坚信美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贯穿于历届总统的演说中。如最后一位开国元勋门罗总统把一切成就都归功于美国代议制的优越性，认为美国政府是“一个足以达到社会契约所规定的任何目标的政府。”
不过，在门罗声称美国已具有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的规模与能力的同时，欧洲国家所有的矛盾和弊病也在美国显现出来。社会的稳定、和谐不能自动永久保持下去。改革开始提上日程。杰克逊总统（１８２９～１８３６）首任演讲中承认“公众的改革呼声日益高涨”，并许诺将政治改革明确列入行政任务表。所以通常美国史家谈到改革时，把杰克逊列为第一位改革总统。其后１８３７年美国爆发第一次严重经济大萧条，因社会矛盾尖锐化而发生动乱，美国的制度经受考验。前面提到威廉・哈里森总统的长篇讲话，就是针对这种形势而提出的初步改革设想。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已经进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前列，社会不公正、两极分化、劳资冲突、政治腐化日益严重，这些也都反映在总统就职演说中。政府开始对资本采取适当的限制，导致在本杰明・哈里森（１８８８～１８９１）任内通过《谢尔曼反托拉斯法》。
最重要的改革是在老罗斯福到小罗斯福之间的四十年间完成的。在世纪之交，美国刚好走到十字路口。西奥多・罗斯福（史称老罗斯福）于１９０１年上任，他的就职演说最典型地表达了美国对自己繁荣强大的信心和对面临的挑战的深刻认识。他把问题概括为“与工业中心巨大财富积累密不可分的烦恼与焦虑”，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实验成功与否不仅关系到我们自己的幸福，而且关系到人类的幸福，倘若我们失败了，全世界自由自治政府的基础就会动摇。”本着这一理念，他进行了一系列大胆的改革。他的演说最短，实施的改革却影响深远，开始了政府介入劳资冲突的仲裁，而且大胆地抑富助贫，把自己的政策汇入当时的“进步主义”潮流。从他开始，政府把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提上日程，通过一系列法案遏制资本的恶性膨胀，保护劳工的权益，实际上逐步超越政府对经济的“不干涉主义”的传统，为富兰克林・罗斯福（小罗斯福）的“新政”做了铺垫。
继任的塔夫脱和威尔逊继续深化改革，特别是威尔逊的讲话中充满理想主义，谴责工业化过程中各种谋私利和不公正现象，称之为“恶”，强调“公正、只有公正，才永远是我们的座右铭”。他提出了多方面的改革措施，开始涉及资源保护、环境卫生、食品卫生等领域。
小罗斯福在二十世纪最大的一次资本主义危机中就任。受命于危难之际，首先需要打气，所以他第一任的讲话特别强调精神的力量，有很多名言，例如：“我们唯一的恐惧就是恐惧本身”；他也强调社会公正，不能满足于对旧制度进行修补，而是“要用社会公正的新材料在原有基础上建立更持久的结构”；“检验我们进步的标准不是看我们是否为富裕者锦上添花，而是看我们是否使贫困者丰衣足食。”但是与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不同，他巧妙地把道德与利益结合起来，说自私自利不仅不道德，而且不利于经济效益。以后，他又在另一次重要讲话中修正了传统的“自由权利”的含义，把“无匮乏之虞”列入了“新四大自由”，加重了平等的砝码――包括劳资之间和种族之间的平等。这就意味着从此人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属于政府的责任，从而改变了政府的职责范围。这既是继承几届前任改革的方向，又完成了带有里程碑性质的转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小罗斯福政府挽救了美国资本主义，从而也挽救了世界资本主义。他执政期间建立了一种美国式的社会保障制度，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同于欧洲各种带有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福利国家。沿着这个方向到约翰逊的“伟大社会”和“向贫困开战”时，美国式的社会保障制度达到顶峰。
在这期间也有向保守方向的摆动，例如克利夫兰总统（１８９３～１８９７）强烈主张维护企业家利益，反对向劳工让步。继威尔逊之后，哈定、柯立芝和胡佛批评政府干预过多，强调“企业活动是物质生活的根本保障”，“不容许发生推翻现有秩序的革命。”
里根上台后有一次大幅度的右摆，里根所代表的保守派实际是要对罗斯福“新政”以来的政策进行反攻倒算，他第一任讲话中提出改革税制，减少政府的作用，特别是缩减联邦机构的规模和权力。他的警句是：“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就是问题所在。”第二任讲话总结改革的成绩，肯定把联邦政府的权交回州政府，使经济摆脱政府控制的做法，并进一步冻结明年政府开支计划，主张“把联邦政府寅吃卯粮的行为定为违宪。”
克林顿的就职演说反其道而行之，列举不平等现象和社会问题，强调“变革”，提出要“结束这个僵持停顿、放任自流的时代”，并明确继承罗斯福的精神，要使美国成为罗斯福称之为进行“大胆而持久试验”的地方。在第二任演讲中，克林顿更进一步针对里根关于政府的提法说：“政府不是问题，也不是答案，人民才是答案。”“政府不企图解决所有问题，但应足够强大，能赋予我们解决问题的工具。……政府应该多做事，而不是少做事。”
但是在实践中，二者在政策上的不同并不如言辞的差别那么大。里根不可能从实质上改变已经形成的政府对福利的责任，实际上经过多年的演变，他任内的政府所承担的福利已经远远超过罗斯福政府。主张政府多做事的克林顿却取得了里根未能做到的消灭财政赤字的成就，而他一开始就提出的医疗改革，尽管作了许多妥协，终其两任，还是没有实现。
总的说来，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约翰逊为止，向平等方向的改革是主流。其后钟摆来回摆动，贫富悬殊又有扩大的趋势。当前小布什政府的税制改革秉承的是保守派的理念。但是他第二任的就职演说除了反恐问题，最重要的重点还是社会保障问题。一切争论都是围绕着具体政策如何最有效，覆盖面最广，对哪些人有利，而政府对公民社会保障不可推卸责任的原则是不容置疑的。
全球超级大国的确立
华盛顿告诫美国人不可卷入旧大陆纠纷的告别演说，以及号称“孤立主义”的门罗讲话已是众所周知。其实，从华盛顿到门罗，已经有所变化。在那期间，美国大体上完成了西进运动，而转向美洲其他地区。门罗总统的就职演说中再次强调在他国纷争中保持中立，但同时开始把国防提到日程，其任务是保护美国海上贸易，因此重点在发展海军和民兵。哈里森召开了第一届泛美会议，成立泛美联盟。麦金莱开始向美洲以外扩张，提出要“抓住任何机会去扩大自由的领域”，在他任内进行了西班牙战争，参加了八国联军侵华，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势力开始达到亚洲。威尔逊政府被迫参加了一战，第一次提出美国不能对战争置身局外，并且首次提出“世界公民”的概念。他本人是“国际主义”者，但是国内孤立主义还占上风，这是他设计的“国际联盟”没有在国会通过，也没有得到公众认可的最本质的原因。直到胡佛总统上任，还重申“没有在经济上或其他方面控制他国的人民的欲望”，“美国的制度是对帝国主义的否定”，并重新肯定不参加国际联盟及类似组织，以免提前做出承诺。
本文不是讨论美国的扩张史。只是要指出，美国的扩张――包括领土和势力范围――是与国力的增长相配合，循序渐进，步步为营的。
小罗斯福总统不但完成了内政的转折，而且也完成了外交的转折。从说服美国人参加二战开始，水到渠成地在理论上彻底摆脱孤立主义走向“国际主义”，在实践上成为全球无处不在的力量。罗斯福最后一任就职时，二战方酣，胜利在望。他总结以高昂的代价换取的教训是：“已经学会做世界公民”，认识到“我们不可能独享和平”，“必须作为人类而生活，而不是作为鸵鸟，或是圈养的狗。”他吸取威尔逊“国联”失败的教训，成功地发起、设计并伙同盟国实现了联合国。罗斯福当时对战后的设想是与苏联和英国合作领导世界，并与苏联划分了势力范围，还没有以苏为敌。可以说到那时为止，美国没有明确的敌人。
杜鲁门执政时，冷战开始，并愈演愈烈。从此美国自觉地承当起“自由世界”领导的“天命”，也是第一次有了明确的敌人，那就是“共产主义”，具体体现就是苏联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杜鲁门的就职演说以很大篇幅把民主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做对比，说这不是哲学问题，而是威胁到自由国家为世界复兴和持久和平所作的努力。于是反共、保卫自由、保卫和平和保卫美国安全都联系在一起。此后差不多每一任总统的演说中都要谴责共产主义。世界每一个角落都关系到美国的“战略利益”，“世界任何地方的人民的命运都与美国有关，美国有责任帮助他们”（艾森豪维尔）。总之就美国而言，不可能再恢复“小政府”，“与世无争”的姿态也一去不复返。
不过，在实践中还是现实主义占上风。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艾森豪维尔总统的就职演讲中首先提出：“科学似乎在准备赐给我们一个最后的礼物――从这个星球上消灭全人类的力量。”这是指核武器。这一认识始终约束着美苏双方的领导人，认识到核战争没有赢家，却足以毁灭人类，所以整个冷战期间，在军备竞赛的同时，裁军谈判不断，美国打了几场局部战争，但是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没有发展到热战。
还值得一提的是尼克松总统的第二任演讲及其所代表的对外政策转变。撇开那些华丽辞藻的豪言壮语，有几段特别重要的话是体现其实质性的政策和成就的：他提到出访北京和莫斯科，“为世界各国建立一种新颖的、更加持久的关系模式奠定了基础”。“１９７２年将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走向世界持久和平的坦道上取得最巨大进展的年头，而为人民永志铭记”。这是尼克松最得意之笔，也的确是他带有突破性的成就。与此相关联的是他强调美国作用的“局限性”，提出“尊重各国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力”，同时承认“各国保卫自己的未来的责任”，并明确表示“各国政府体制存在着巨大差异，但世界人民却可以成为朋友。”这几句话貌似平常，实际代表了他的一个重大的决定：实现战略收缩，不再到处干涉，并愿意接受不同制度和平共处。不论尼克松本人品格如何，在关键时刻能毅然决然做出这种收缩的战略决策，是显示了一定的魄力和眼光的。
比尔・克林顿上任时刚好是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之后，所谓“后冷战时期”的开始。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是从美国的内政外交而言，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原来人们期待的和平时期没有出现，美国的对外负担并没有因冷战结束而减少。他在第二任内提出，二十世纪已经是美国世纪，二十一世纪美国必须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主力军，“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将领导一个全部由民主国家组成的世界”。这种豪言壮语并不新鲜，而在实践中，对外干涉和用兵尚未突破以前的模式。
９．１１之后的小布什是否会进入一个新阶段？
小布什第一任的演说还没有超出二战以后历届总统的基调。值得注意的是第二任的讲话，实际是对他在第一任期间的实践的追认。大意是：９．１１使美国看出自己不堪一击，其根源是世界各地的仇恨和专政，“我们这片土地的自由能否延续，取决于自由在别的土地上的胜利”，“美国的利益和我们的基本信仰现在合而为一。”过去，这只是传播信念，现在则是“国家安全的迫切要求和时代的召唤。”为此，“美国的政策就是……以终结全世界的暴政为终极目标”，并且在必要时用武力。这篇讲话最大的特点简而言之，就是把推行民主和保卫美国的安全直接联系起来，以消灭专制制度为政策目标，而且可以使用武力。
美国要在全世界推行自由和民主并不新鲜，但是以前，这是作为一种理想，以一种救世主的姿态提出的。在冷战时期，言行都有一定分寸。杜鲁门也将保卫自由与安全联系在一起，但是其含义是守势的，是认为对方要发动世界革命。出兵朝鲜和越南，从美国角度论，都是一种防守，是对方先突破防线（即有条约划定或默认的势力范围分界线）；越南停战的结果是北越统一南越，美国也只好接受。克林顿任内的科索沃战争第一次绕过联合国，不过还是以“北约”的名义，与以前几次干涉一样，是当地各方先打起来，美国才进去，打的旗号是人道主义，拯救种族灭绝，而不是保卫美国。
根据小布什及其新保守主义的逻辑，保卫美国安全＝反恐＝反专制制度＝改变其他国家的制度。使用武力、“干涉内政”根本不是障碍，因为他国的内政与美国的安全密切攸关。按此逻辑就不存在不同制度和平共处的问题。当然，宣布一种原则是一回事，实际上能走多远又是一回事。内外都有各种牵制的力量，不能完全为所欲为。关于与欧洲的分歧，小布什讲话中有一句话值得玩味：“离间自由国家是自由的敌人们的主要目标。自由国家共同努力推动民主，将是战胜敌人的序曲。”这充分体现了以制度划线，强调与欧洲国家是“内部矛盾”，内外有别。
美国政治的常规是钟摆左右摆动，到一定程度，还会摆回来。但是发生了９．１１之后，美国一般人的心态也有所改变，前所未有地感受到本土的不安全。反过来，这种对外部威胁的恐惧和决策者的进攻态势，是否有可能使美国内部的民主传统和自由精神发生变化，以至钟摆难以再摆回来？果真如此，小布什可能代表美国一个新阶段的开始，美国本身将伊于胡底，把世界引向何方。这一切，现在还言之过早。
（《美国历届总统就职演说》，即将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